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曙光初现。李大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伟大的爱国者
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中华民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
李大钊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李大钊曾一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他在实践中感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宣传的理性王国，并不能保证正义、平等、人权的实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更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坚信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接受了他认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的觉悟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和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这篇文章长达2.6万多字，充分肯定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该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在奉系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考虑到北方区委人少，工作离不开，便继续领导着北方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敌人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没有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在《狱中自述》中，他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生死攸关时刻，李大钊念念不忘保存革命实力。为保护同时被捕的革命青年，李大钊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危难中，表现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入狱，但李大钊以党的事业为重，强忍心中对她们的爱怜，“在狱中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李大钊和家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他非常沉着，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使他充满着勇气和力量。1927年4月28日上午，奉系军阀操控的安国军总司令部等组建特别法庭，对李大钊案件进行“军法会审”，决定对李大钊等判决绞刑，立即执行。从当时的新闻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牺牲时尚不到38岁。
李大钊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