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8日，3名共产党人被军阀刘湘下令枪杀于重庆城内巴县衙门院坝里。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时年仅35岁。
时间回到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商讨有关工作。此时的刘愿庵万万想不到他们已被叛徒出卖。时任省委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的陈茂华，此前因执行送钱款营救李鸣珂任务时拖延误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受到刘愿庵严厉批评，因而心怀不满。出于报复，陈茂华找人向附近的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条，说在“裕发祥”楼上有共党集会。当时警察并未完全相信这无头告密字条。据事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报告说：“前几次密告，皆未得确据，他们前去并不料到真有其事。”遗憾的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缺乏经验，没有做好充分的防范和应变准备，结果警察一去就发现是在开会。与会者同冲上来争抢会议记录的警察发生扭打，混战中刘愿庵眼睛被打伤并被按倒在地上。省委组织部代理主任游少彬跳窗逃脱。
刘愿庵是从旧官场里杀出来的革命家。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他曾当过卢锡卿部的参谋、杨春芳部的秘书、刘文辉的第九师师部咨议官等。在杨春芳部时，刘愿庵曾被委任为丰都县知事（即县长），因为官清正，得罪了地方邪恶势力而被革职。而当地人民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给他建了“德政碑”。刘湘在大革命热潮中宣布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时，为扩大影响，曾辗转托人找到时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的刘愿庵，请他代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职宣言》，通电全国。刘湘当时欲聘他为秘书，但遭到拒绝。
抓到共产党在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刘湘高兴不已。他企图用高官厚禄把刘愿庵收为己用，先后派出巴县县长冯均逸（刘愿庵早年的好朋友）和部属某师参谋长（刘愿庵的亲戚）等来劝降，并拿出省政府下属的“院长”“厅长”等要职任刘愿庵挑选，要他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这些职位，正常的月薪都是200多块大洋。刘愿庵坚决拒绝了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针对反动派的诱降回答道：“信仰不同，不可能同路。共产党追求的是真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不是什么歧途，而是一条光明之路！”
劝降无效，利诱无果。5月6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刘愿庵。法庭上，法官询问他姓名、职业及其地址，刘愿庵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非常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告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他说完，刘愿庵轻蔑地回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穷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刘湘如意算盘落空，恼羞成怒，想到刘愿庵不能为己所用，还不如立刻除掉，以绝后患。
刘愿庵也料到，自己对敌人的软硬都拒绝了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他从容地给爱人周敦琬和表姐夫写了诀别书。在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倾诉了对爱人最后的希望：“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在给表姐夫的诀别信中，刘愿庵这样写道，“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这句话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所追求的人生使命。
